国博之上古青铜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展馆，以中国古代辉煌的青铜器 (从各地博物馆强征来的)彻底征服了我。国博最精华的部分，莫过于此。

二里头文化是夏朝的主要代表，其分布主要在河南偃师。

青铜爵，二里头文化，1984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合金成分为铜 92%、锡 7%。

“(yáo)公” 青铜(guǐ)，周成王时期，2014 年国家文物局划拨。器内底铸铭文 4 行 22 字，记述了周成王二十八年命唐伯侯于晋之事。

“康侯” 青铜斧、青铜爵，周成王时期，传河南浚县出土。青铜斧銎部铸铭文 “康侯”，其乃周武王同母弟姬封，周成王时封为卫国之君。

“匽侯” 青铜盂，西周早期，1955 年辽宁喀左出土，器内壁铸铭文 5 字：“匽侯作(fèng)盂。” 匽即燕。

“宜侯夨 (cè)” 青铜，周康王时期，1954 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器内底铸铭文 12 行 120 余字，记述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并赏赐瓒、弓、箭、土地及庶人等。——没想到镇江那么早就有周侯了，改天确实要去镇江博物馆走走看看。

玉戈，约公元前 5 世纪，1974 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

青铜鼎、斝，约公元前 5 世纪，1974 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

青铜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 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这位千年前的巾帼英雄所陪葬的物品可以说占了国博青铜藏品的一小半，功德无量啊！

“亚启” 青铜钺，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此器内部铭文 “亚启”。

嵌绿松石青铜戈，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展板：商代图形、文字中所见武装。

玉戈，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利” 青铜，周武王时期，1976 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器内底铸铭文 4 行 32 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 “武王伐纣” 这一重大事件，是一件极其珍贵的青铜器，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高 28 厘米，口径 22 厘米，重 7.95 公斤，1976 年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造型呈圆形，两耳，方座，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时期出现的青铜器新样式，是西周时期对 “天圆地方” 观念的具体表现。器身和方座，通体装饰饕餮纹，方座四角装饰蝉纹。饕餮纹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分别以对称形式排列在左右两侧，体现出神秘的威严感，以震慑各种邪魔。蝉纹象征着死而转生之意。器底铸有铭文 4 行 33 字，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笔划稳健，首尾尖，中间粗，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这篇铭文记述了这件青铜簋是由西周初期的贵族利铸造，贵族利跟随周武王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战争胜利后受到周武王的奖赏，所以铸造了这尊青铜簋用以记功，并祭奠祖先。在这篇铭文中提到，周武王伐纣是在甲子日清晨，而且是岁星（即木星）当空，这与我国古代文献《尚书·牧誓》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这篇铭文虽然简略，却是迄今为止关于周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的一件文物遗存，历史意义和价值非凡，国家文物局组织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 课题组依据这尊西周青铜利簋的铭文，推断出周武王灭商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 1057 年 1 月 20 日，这为商周时期的历史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簋是西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与鼎配合使用，用于祭祀祖先。在西周时期不同的等级使用鼎和簋的数量是不同的，周王的礼制是 “九鼎八簋”，诸侯的礼制是 “七鼎六簋”，大夫的礼制是 “五鼎四簋”，士的礼制是 “三鼎两簋”。这尊西周青铜利簋，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被列入国家档案馆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 2002 年国家文物局首批 64 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1]

青铜鼎，商前期，1974 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此鼎在目前已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积最大。

“召” 青铜卣，西周早期，器内壁铸铭文 7 行 44 字，记述周王将毕地 “方五十里” 赏赐作器者召。

石斧、石刀、石镰、蚌镰，商代，河南郑州铭功路出土。

“王大令众人曰协田” 刻辞卜骨，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出土。卜骨上刻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 大意是商王命令众人进行协田活动，并卜问是否丰收。“协田” 是春播前的翻耕土地。

骨铲，西周，1955 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土。

青铜斧、青铜铲、青铜斤，西周，1957 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陶镞范，商前期，1953 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

青铜觚，商前期，1953 年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

青铜斝，商前期，1953 年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

青铜尊，商前期，1953 年河南郑州白家庄出土。

青铜卣，商后期。

青铜爵，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青铜盉，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青铜瓿，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青铜，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妇好” 青铜鸮 (xiāo)尊，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器口内壁铸铭文 “妇好”。眼熟！回想起来是 2014 年在河南省博物院看到的。如今已被强征至此。

“后母辛” 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器内底中部与盖内均铸铭文 “后母辛”，是妇好的庙号。

青铜觥，周康王时期，1954 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这只小鹿真是太可爱了。更没想到竟然是镇江出土的。

红螺、阿拉伯绶贝、货贝，均为武丁时期的妇好墓出土。

这就很让人吃惊了——鲸骨，商后期，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几千年前，中原地带还有鲸出没？当年的海岸线说不定就在河南？

龙纹弓形器，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夔纹弓形器，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青铜斝，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妇好” 青铜三联甗，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器上部为三尊甗，下部为长方形器身。器身中间的圈口内壁、甑口下内壁及两耳下外壁，均铸铭文 “妇好”。三联甗可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后世一灶数眼炊具的雏形。

青铜罍，西周早期，1980 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这个器物雕造精美，在时为偏远地区的四川有如此之高的铸造水平，让人叹为观止。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 年辽宁凌源出土。这个器物也是让人大开眼界，偏远的辽宁竟然也有青铜时代的华美器物，周朝的疆域比想象中更广阔。

“盠 (lí)” 青铜方彝，西周昭王、穆王时期，1955 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器内壁铸铭文 10 行 107 字，记述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盠之事，文中提及西周职官 “司徒”、“司马”、“司空” 与军队编制 “六师”、“八师”。

(xí)盉，西周中期，2012 年征集。这件盉与下面两件鼎与盘都是一个四件套系列的组成部分。《南开学报》（2008 年第 06 期）有朱凤瀚所写文章，认为该器与卫簋等器为同一宗族成员所铸祭祀祖神的礼器，与卫乃兄弟关系，为长兄，系大宗族长，卫为弟，乃分支首领，是为小宗。兄弟二人均任职于王朝，先后受到周王赏赐。^[2]

鼎，西周中期，2013 年征集。器内铸铭文。

盘，西周中期，2013 年征集。

青铜鼎，西周中期。

玉，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双性玉人，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玉人裸体，双面雕刻，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通体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与之类似，在新时期时代马家窑文化一件陶壶表面，也有一捏塑裸体双性人像。

玉刀，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玉鸽、玉鹰、玉龙、凤饰、石牛、玉虎、玉马，均为妇好墓出土。

玉人，西周，1959 年河南洛阳东郊出土。

玉龙、龙形玉刻刀，以及玉鱼，鱼形玉刻刀，西周早期，1957 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鸟纹玉饰、玉鸟、玉蝉，西周早期，1956 年张家坡出土。

玉兔、玉牛、玉兽、玉蚕，西周早期，1955－57 年张家坡出土。

上古时期的原始青瓷已得到很大发展。

原始瓷罐，商代，1973 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是年代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江西果然是瓷器大省啊！

玉蚕，商后期，1953 年河南安阳大司空出土。

玉人，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卢方(guǎ)人戈五” 玉戈，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玉戈内后端阴刻铭 “卢方人戈五”。“卢方”，见于商甲骨卜辞，是商代众多方国之一。“” 是人名。此刻铭大意是：卢方的贡戈五件。

纺织技术也越加先进，出现了菱形纹的回纹绮、大孔罗，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配备提花装置的织机。

粘有织痕的青铜觚，商。

商代石人、玉人服饰，多数均雕琢出华丽的服饰。

卜甲即现人所熟知的甲骨文。目前已发掘出大量可与历史事件相对应的卜甲。

卜甲，商王武丁时期。此卜甲正面刻辞，记述戊寅日古（卜人名）为般（人名）占问是否有祸。

卜骨，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南阳出土。此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内容涉及土方、(舌)方等西北游牧部落入侵。

“作册般” 青铜鼋，商代末年。此时竟已出现青铜的高仿甲骨，真让人啧啧称奇。鼋背铸铭文 4 行 33 字，记述丙申日商王行至洹 (huán)水，射鼋，商王射一箭，作册般佐射三箭，全部命中。商王将射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

【左】刻筮 (shì)树卜骨，西周早期，1956 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是一块残断的牛肩胛骨，反面存圆钻三孔，内见灼痕；正面有卜兆，卜兆附近刻有数占数列符号两列，分别为 “六八一一五一” 与 “五一一六八一”，是当时骨卜与数占（筮）并用的实证。【中】卜骨，商王武丁时期。此版卜辞中占卜四方是否丰收。【右】“宰丰” 雕花骨柶 (sì)，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传河南安阳出土。这是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的一根兕 (sì)（犀牛）肋骨。骨一面雕刻龙纹、饕餮纹与三角纹，并嵌绿松石；另一面刻有 2 行 28 字，记述了商王于麦麓田猎，捕获兕，宰丰受到商王赏赐。而 “宰丰” 雕花骨柶即是利用所捕兕之肋骨制成，所刻字体风格与绝大多数商代甲骨文不同，更接近商代末年的青铜器铭文。

“有出虹自北饮于河” 刻辞卜骨，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出土。这块牛肩胛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会有灾祸。辞中记载庚戌日出现虹。

刻 “干支表” 牛骨，商王帝乙或帝辛时期，河南安阳殷墟出土。证明了 “干支” 纪日在商王早期就已经普遍使用。

中国古代讲求 “礼乐”，商代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已知出土的除了早期的埙、鼓、铃、磬外，还有铙、编铙、编磬等。到西周时期出现了钲和编钟。

石磬，二里头文化，1974 年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

虎纹石磬，商后期，1950 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青铜编铙，商后期，妇好墓出土。

青铜钟，西周晚期。

“长思” 青铜编钟，周穆王时期，1954 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墓内埋藏有编钟、4 尊青铜鼎、2 尊青铜等礼乐器。

“禹” 青铜鼎，周厉王时期，传 1942 年陕西岐山出土。器内壁铸铭文 20 行 207 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虢季子白” 青铜盘，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为商周时期盛水器，晚清时出土于宝鸡。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 111 字，讲述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水之北与玁狁作战，战功显赫，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更是一篇优美的韵文，语言洗练，语句以四字为主，行文与《诗》全似，且铭文中 “搏伐玁狁”、“折首”、“执讯” 及 “是以先行” 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及《采芑 (qǐ)》等篇所记史实互征。

铭文全文：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寳盤。不子白，[壯] 武於戎工，經維四方。搏伐玁狁，於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聝於王，王孔加子白義。王各周廟宣榭，爰饗。王曰：“白父，孔顯又光。” 王賜乘馬，是用左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用政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3]

“盠” 青铜驹尊，西周昭王、穆王时期，1955 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驹颈、胸部及器盖内铸铭文 105 字，记述甲申日周王 “执驹”，并赏赐盠两匹马驹。“执驹” 见于《周礼·夏官·校人》，是周王考牧简畜的一种制度。

“颂” 青铜壶，西周晚期，器颈、腹部内壁铸铭文 21 行 151 字，记述了周王 “册命” 颂之事，其册命仪式的完整过程可与《周礼》、《左传》等相关记载互相映证。

【左一】“无㠱 (qǐ)” 青铜，周厉王时期。此器内底、盖内铸同铭 7 行 58 字，记述周厉王征伐南夷，并赏赐作器者无㠱四匹马。【左二】“不婴” 青铜盖，周宣王时期。此器盖内铸铭文 13 行 152 字，记述玁狁侵犯周王朝西部边境，作器者不婴受命抗击，获胜后得到赏赐。【中】“鬲比” 青铜盖，周厉王时期。器盖内铸铭文 9 行 96 字，记述鬲比与攸卫牧之间发生田地纠纷，鬲比向周厉王提出诉讼，周厉王派人裁决，鬲比胜诉。此篇铭文是一宗较为完整的诉讼案例。另有一件鼎，现藏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右二】青铜盖。【右一】“小臣宅” 青铜，周成王时期。看到 “小臣宅” 三字我脑中不可遏抑的浮现出一个宅男形象来，嗤笑了好一阵。此器内底铸铭文 6 行 52 字，记述白懋父赏赐小臣宅盾、戈、车、马。

接下来国博以一个展厅展示了商周时期边疆地区出土的丰厚陶器和青铜器，刷新了我之前对上古时期蛮荒边疆的浅薄认知。

青铜鼎，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头牌子出土。

青铜鼎，西周，1981 年宁夏固原出土。

陶罐，卡约文化，1956 年甘肃永靖余贺家出土。此器制作很是精美。

陶罐，辛店文化，1956 年甘肃临洮灰嘴出土。

从小耳熟能详的 “镇国之宝”——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1938 年湖南宁乡出土。此器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4]

太美了……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盛酒器，1957 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龙虎纹青铜尊腹部的虎食人纹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口含一人。人无衣冠，身饰花纹。采用这一构图意在从正面表现猛虎的完整形象，但正面又无法体现虎的雄伟身躯，于是便采取轴对称的布局使虎身向两侧伸展，商代饕餮纹也是运用此种构图。此外，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后母戊” 青铜方鼎耳外侧及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鸟兽龙纹壶腹部，均有类似的虎食人像。今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青铜卣，整器为猛虎食人的立体形象，更为逼真。在商代玉器上也见虎食人像。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记有虎噬鬼魅之说。此种虎食人像或许是取于此意，借以震慑邪祟。今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龙虎纹青铜尊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5]

虎纹青铜铙，商后期，1959 年湖南宁乡出土。

夔龙形扁足青铜鼎，商后期，1974 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

青铜瓿，商后期，湖南新邵出土。

印文硬陶豆，商后期，1975 年福建闽侯出土。这件器物算是精美，但在璀璨如繁星的中原文明前仍是黯然失色，放在这里估计也是硬凑的，包括一旁的几件闽地粤国土陶器物算是标明商周时百越之地也有繁盛的原始文化吧。

再往前竟然看到了赫赫有名的三星堆器物。没想到今天能看到三星堆出土器物精品，也算圆了一个念想。国博真是把人家的宝贝都 “拿” 来了啊……

三星堆青铜尊，商代，1986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三星堆青铜罍。

三星堆青铜人首。铜人头的面部方正，顶部平展，铸有子母口，以便戴冠。面部表情粗放，双眼圆睁，阔鼻，鼻梁突起，双唇紧闭。双耳垂穿孔，并以云雷纹为饰，脑后铸有长辫，发丝根根可见，颈部可接插木柄，其形象当与蜀人中的巫师有关。

三星堆青铜面具，极具视觉冲击力。面具长方形脸，长刀形粗眉，“臣” 字形目，眼珠呈椭圆柱形突出眼眶，鼻部卷曲，阔口微张，露舌。戈形耳向两侧展开。额正中有高高竖起的额饰，上端内卷，中部饰刀状羽翅。左右两侧有方形铸孔，当为祭祀时便于扛抬使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晌，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 “神” 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6]

西周式微后，中国历史进入春秋与战国时代，青铜器迸发出最后的光芒，出土文物的材质也更加多元化。